環保人士推進綠色中國

一年多前，公民馮永鋒用在微博上向網友募集來的5萬元購買便攜式激光粉塵檢測儀的時候，PM2.5這個詞在中國剛剛熱起來，彼時美國駐華大使館發布了他們監測到的PM2.5數據，經網絡傳播和官方部門回應后越發熱鬧。

馮永鋒買的這兩臺機器，一臺用在上海，一臺用在廣州。這是民間自發檢測PM2.5運動的開始，名為“我為祖國測空氣”，此后全國各地環保組織紛紛購買便攜式檢測儀器，在本地檢測空氣質量，一些人還在微博上實時播報檢測結果。

后來人們普遍認為，民間提供的這些數據，盡管并不一定科學和，卻給了公眾對比數據、激起輿論實施監督等作用，并對后來的環保工作起了實質性的推動作用。

PM2.5納入空氣質量指標

2013年開始，PM2.5已納入環保部門監測空氣質量的6項指標，這個一年前還讓公眾陌生的名詞也迅速完成了其普及化。在1月份召開的全國環保工作會議上，環保部部長周生賢還表示今年將把PM2.5的監測、信息發布和污染防治作為環保工作的重點。

《青年環境評論》主編霍偉亞認為，PM2.5迅速進入*工作議程，并變得非常重要，既有客觀環境狀況非常糟糕的原因，也有來自民間的壓力。

去年7月，夏季正酣，北京、上海、杭州、武漢等9個城市的環保志愿者，分別走進機場、銀行、地鐵等公共場所，實地檢測室內溫度，倡導、監督各地“空調26度”實踐。

事實上，早在2003年，“自然之友”等多家民間環保組織*發起過“26度空調節能行動”，號召在夏季將公眾場所的空調溫度調至26度，以減少能源消耗。2007年6月，國務院明確發出通知，要求所有公共建筑內的單位，除特殊單位或和特定要求的用戶之外，夏季室內空調溫度設置不得低于26攝氏度。

在剛剛過去的2012年，一系列涉及環境問題的公眾性事件引人注目。在四川什邡，當地引入宏達鉬銅項目建設剛剛開工之際，什邡市民即聚集到市*門口抗議示威;一個月后，在江蘇啟東，由于反對大型造紙廠尾水入海工程，啟東市民也走上街頭;到10月，在浙江寧波，當地市民理性有序地“散步”，反對當地PX項目。這些事件*終都以被反對的相關工程建設停止而告終。民間的環保熱情和力量得到充分顯現。

環境綠皮書主編劉鑒強對記者說，過去一年是近年來公眾參與環境保護范圍*廣、力度*大、程度*強烈的一年，并且或多或少取得了成效，得到了*的良性回應。

民間環保熱情高漲

“雖然有些人對環境保護一直心存失望，但遇上了環境傷害問題，看到了排污口，看到了垃圾隨意堆放，看到了有人張網捕鳥、下毒害鳥，看到鯊魚在海洋中絕望地死去，看到江豚面臨滅絕，看到了天然林被替換為人工林，還是會有人本能地拿起電話，把這消息及時地通報給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各個部門。”作為自然大學的發起人，馮永鋒觀察到近年來公眾正在成為環境保護的主要力量。

馮永鋒在接受法治*記者采訪時表示，這幾年，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出現了“無限的可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網絡發展：“很多從體制上無法解決的事情，技術幫助實現了突破。”

這種“可能”的體現，*是微博、微信等自媒體普及后，很多環境議題通過網絡得到了及時的散發，*部門越不作為，議題的發酵和傳播速度*越快。

這種民間對環保的空前熱忱還體現在各種各樣的細微之處：

自發了解環境真相的各種“學習興趣小組”大量誕生，他們不厭其煩地去搜集各環保部門處罰過的企業信息，并將其匯總到電子地圖上，然后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利用，促進企業整改;

不少環保組織或者公民個人拿起廉價的檢測儀，測空氣、測污水、測土壤、測噪音、測輻射、測甲醛;

更有人一次次不怕碰壁去申請環境信息公開，甚至尋求法律途徑，去督促那些怠于作為的環境監管部門履行職責……

“在過去，絕大多數公眾處于圍觀者的狀態，大家相信環境災難的受害者是少數人，是局部地區，與自己沒有多大關系，而近幾年，頻繁發生的大范圍環境污染事件敲響了*鐘，當人們發現，所有人都是環境災難的受害者的時候，沒有人會再忍耐下去。”馮永鋒對法治*記者說。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吳逢時在研究去年發生的幾起環境公共事件時指出，公眾環境意識的提升是直接原因之一，這種意識的覺醒，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整體生活水平提高帶動的對生活質量訴求的提升。

民間環保難題待解

在現實生活中，來自民間的自發性環境檢測常常會遭到社會的質疑。

去年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發布的兩份報告稱，服裝品牌上殘留有毒有害物質，對此，科普網站果殼網作者“青蛙隕石”*說：“NGO的優勢，不是監測，而是監督……而要想通過監測污染物來監督和推進企業的污染物減排，除非具備足夠強大的監測手段和嚴謹的科學思維能力，否則，除了制造輿論恐慌，很難真的推動環保。”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卻認為，民間的檢測其實是對官方監測的有效補充，有時候正是因為官方數據的缺失，才導致了民間檢測的興起。

從馮永鋒的經歷來看，熱衷于以自己行動來推動環保進程的熱心公眾極有可能還存在資金方面的困境。馮在后來又發起過一項“我為祖國測重金屬”活動，而一臺便攜式重金屬檢測儀，大概需要40萬元，在拿到檢測儀之前，他只募集到了4萬多元，后來是通過向廠家爭取優惠并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才購得。這幾乎是由公民個體發起并實施環保行動都會碰到的難題之一。

事實上，在法律層面，似乎立法者也對環境保護的民間力量持謹慎態度。在此前公布的環境監測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中，即明確規定了“未經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公開涉及環境質量的環境監測信息”，后有環保部的官員對此回應稱，在草案中，并未限制個人對環境質量進行監測，只是規定在未經許可時，監測結果不能通過公共平臺進行發布。

這一條款引發了極大的爭議，許多學者和環保組織均提出批評，呼吁修改此條，落實公民對環境的知情權。

去年7月環保部環境監測司司長羅毅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因草案尚未成為正式法律，因此民間自測在當前并不違法。

盡管可能困難多多，馮永鋒仍然很樂觀，他說：“要改變說起來也容易。一切權力來自公眾，一切法律能量來自于公眾，一切改變的希望也來自于公眾。任何一個人都要為了保護自身的環境權益，而有所作為。只要公眾自身愿意起來，保護環境不會存在任何的困難。